来源：观察

   近年来，在许多社交场合，我经常被问及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共政权还有多长的寿命？询问这个问题的，有我的普通读者，有异议知识分子同道，有体制内的官员，有忧心忡忡的商人，有西方记者和外交官。我通常不会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因为我更相信俄罗斯经济学家、曾经担任过俄罗斯联邦总理并以休克疗法著称的盖达尔的看法：“预测专制制度危机开始的时间颇为困难。有时它很长时间都不到来，但一旦开始便进展急速，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都要快。”盖达尔在其新著《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中，通过对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的回顾与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专制政权的崩溃是必然的，只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这个结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显然是富于启示意义的。中共计划在建政六十周年之际展开耗资巨大的大阅兵仪式，在十年之前，李慎之以《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规劝五十周年的大阅兵，然而这一苦口的良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不肯服用。那么，这一次的大阅兵，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呢？中共的寿命会比苏共更长吗？

   盖达尔在叶利钦执政初期推动休克疗法，并因此遭致广泛的非议和批评。在这本书中，他并未以很大的篇幅来为当年的政策辩护，但还是在不经意之间对俄罗斯和中国不同的改革路径做了比较。作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盖达尔并不认为俄罗斯人民在九十年代所经历的困境是休克疗法导致的。在他看来，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就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国家背负难以控制的外债、外汇储备枯竭、消费市场处于灾难性的状况、政治稳定遭到破坏、族际冲突连续不断。苏联领导人并不准备采取挽救财政危局的决定，还在那里讨论改革的计划。”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让盖达尔启动休克疗法，这是一次“刮骨疗伤”：要切除恶性肿瘤，就必然出现大量的失血；而失血之后，身体会变得极度虚弱。但这不能成为谴责医生的理由。在经历了一段康复期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在二十一世纪初逐步走上了正轨。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盖达尔时期的萧条，并不表明盖达尔多么无能；普京时代的繁荣，也不表明普京多么了不起。正是盖达尔主持的休克疗法，让俄罗斯从七十多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系中解脱出来而萌发出了自由的活力；正是盖达尔主持的休克疗法，奠定了普京时代俄罗斯经济大幅增长的坚实基础。所以，对于盖达尔及休克疗法，应当作出公正的评价。

   盖达尔认为，一般的专制国家，可以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分开来逐一进行，同时进行反倒无法完成过于复杂的任务；而后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专制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的结构与日常经济生活的组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其经济管理体制离开了极权主义的政治权力便无法运作。对于苏联这样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同步。盖达尔对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迟迟未启动经济改革颇有非议，他也不认同某些人士对中国模式的热烈赞美。“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中国模式，被某些西方左翼学者当作俄罗斯模式的对立面，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俄罗斯的改革是失败的；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改革家，盖达尔则是将俄罗斯拖入深渊的罪魁祸首。

   盖达尔指出，经济自由不可能独立于政治权利之外。他对“邓式改革”评价并不高，这种模式只是延缓了专制的崩溃，而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他写道：“我曾不止一次遇到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总是试图证明邓小平是多么正确，他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分开，先从建立作用明显和不断壮大的市场经济着手，而没有提出政治自由化的任务。”中国畸形的市场经济体系，于国内而言，最大的受益者是官商勾结的特权阶层，国民经济的命脉仍然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于国际社会而言，用学者秦晖的说法，是以一种“低人权模式”挑战和腐蚀国际经济体系的健康运作。那些中国模式的“歌德派”，与中共当局的想法一样，认为中国人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就是“猪权”，中国人理应幸福地生活在“动物庄园”之中。他们对中国模式的赞美，表面上是热爱中国，是中国的友好人士，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是蔑视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者。他们认为，就人权的国度而言，“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是适用的。这样，他们才能心安理得地购买铺天盖地的廉价的中国产品。基本人权与自由得不到保障的中国老百姓，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感受究竟如何，包括那些因“躲猫猫”而惨死的中国人的命运，却不是这些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对此，盖达尔不无讽刺地指出：“对于他们自己准备以什么样的代价出卖言论自由的问题，他们不知何故不予回答，反而觉得受到了侮辱。看来，他们认为与别人不同的是，在拥有稳定民主制度的国家中，这些权利之于他们是与生俱来的保障。”

   专制不能达成稳定，这既是盖达尔对昔日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的深刻洞察，也是对今日沉醉在“大国崛起”的良好感觉中的中国的旁敲侧击。专制为什么不能达成稳定呢？中国有可能成为以专制达成稳定的惟一的例外吗？难道中共当局口口声声所宣扬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一句空话吗？中共当局将“稳定”喊地震天响，正说明“不稳定”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盖达尔在本书中分析了若干垮台的专制政权，如伊朗的巴列维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权、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台湾、南韩以及南斯拉夫等等，他指出，专制的形式与特征各不相同，但用以维持稳定的无非就是两大法宝，一是暴力，一是谎言，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专制失效便是始于暴力和谎言的失效。

   那么，暴力是如何失效的呢？盖达尔指出，依靠暴力夺取和维持政权的制度，就长远前景而言，通常都是不稳固的，因为“专制制度的领袖人物缺乏掌握国家的合法性和能够被社会理解并接受的解释”。如果专制统治者一直掌控着强力机构，他便能采取专制制度惯用的手段压制社会的不满情绪，表明他为了保住权力，可以想让人们流多少血就流多少血。然而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认为现政权不合法和不稳固的看法往往也扩散到列兵、军士和下级军官之中。在专制统治者特别需要忠诚的强力机构之际，它们却按兵不动。苏联的“八？一九”政变就是如此，并不是政变的首领缺乏果断的勇气而互相推诿，他们当中确实有人下达了开枪的命令，却未能被执行，因为“在一个业已城市化的发达社会里很难觅得愿意下令用坦克碾压民众的指挥官以及同样愿意执行这种命令的士兵”。

   遗憾的是，同样的情形没有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发生。当时，中国士兵受教育的程度比苏联士兵低，独立思考的能力自然也低，经过长期在军营中的封闭式的洗脑，他们失去了判断基本的是非的能力。于是，他们不仅向群众开枪，而且开着坦克碾压了过去。可见，同样的专制制度，中国来得比它的老大哥更为酷烈与卑鄙。但是，如果今天再次发生类似的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事件，中共当局能否像二十年前那样，顺利地调动军队并确保军队执行上级的命令向民众开枪呢？即便是胡锦涛本人，恐怕也没有当年邓小平的十足的信心吧？所以，政府官员经常在媒体上宣称，地方政府在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时候要慎用“警力”（当然更包括没有说出来的“军力”）。因为每用一次暴力，政府的信用便降低了一个额度，这不是一桩抗议获利的买卖。

   苏联制度的另一个立足点便是谎言。被斯大林下令枪杀的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在临时前说出了几句真话，他说苏联社会是一个“假面舞会”，是由四种演员组成的，“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是莫名其妙！”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则指出：“谎言总是留下深刻的痕迹：在记忆中，在人们的心理上，在文化领域。况且谎言总是企图给自己披上真理的外衣。一旦真理同良心结成联盟，谎言就会抵挡不住，不能得逞。”盖达尔在苏联崩溃前夕便已发现，运作了七十多年的谎言生产机制已经失效，就连宣传部门也丧失了继续欺骗民众的信心，他们所作的各种拙劣的宣传，只是给上级摆摆样子的。用美国学者林茨和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的说法，这表明当时的苏联进入了一种“衰退式后全能主义”的状态。普通人更愿意相信自由欧洲电台披露的消息，而认为“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当越来越的真相被老百姓知晓的时候，当局灌输的观念便不攻自破：“苏联领导人为了替自己的权力寻找论据，则诉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公开的，社会公众已能了解到的关于这一制度种种暴行及其形成过程的信息——这些都使苏维埃政权残留的一点合法性荡然无存。”

   在谎言的失效的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拥有比昔日的苏联更好的技术条件，那就是互联网的帮助。正如盖达尔所强调的那样，信息全球化是动摇专制制度稳定的重要因素。二十世纪初世界上绝大部分居民都很难想像他们的村庄之外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别的社会机构是如何组成的。二十世纪使世界连成了整体。“有关发达国家政治制度构成情况的知识尽人皆知。要向民众特别是向其中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一部分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的同龄人在其他国家享有自由和参与解决国家问题的权利，而他们却没有，必须由大权在握的长官们替他们去做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中共耗资数百亿的金盾工程，无法成为真正的“网络长城”。网络民意日渐凸显出实际的压力，迫使胡锦涛、温家宝多次上网作秀，以安抚网民。但这种作秀究竟能够赢得多少民心，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专制当然不能达成稳定，专制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状态。苏联的解体在各阶层都准备不充分的时候来临了，它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在中国专制制度崩溃的前夜，我们不能守株待兔，而要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工作，为未来的民主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从唯美到极权主义
   ——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波普尔的代表作之一。可惜的是，中译本只有上卷，在中国，腰斩是译著经常遭遇的悲惨命运。不过，波普尔的思想实在太精彩了，半部书也足以解救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这部书是对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批判性导论，是对一些社会改造原则的审评。波普尔的靶心是历史决定论及其所支撑的极权主义，他采取的是一条上溯的思路：由斯大林到列宁，到马克思到黑格尔，最后揪住了柏拉图的尾巴。他发现了柏拉图的正义学说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极权主义属于一种恰恰与我们文明同样古老或同样年轻的传统”。极权主义所构建的“封闭社会”乃是“开放社会”的死敌，是人道和理性、平等和自由的覆灭力量。
   我最感兴趣的是波普尔对柏拉图唯美主义的透视。在此之前，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系一直是思想界的一个盲点。尽管我隐约感到，许多有唯美倾向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有或多或少的极权主义思想，如王尔德、庞德，甚至中国当代的天才诗人海子，但我未能弄清两个环节究竟是怎样套起来的。
   现在，波普尔作出了他的回答。他指出，柏拉图的激进乌托邦思想与唯美主义一脉相承，柏拉图是一位艺术家，他和许多伟大艺术家一样，试图看见一个模式，看见他作品的神圣本源。柏拉图把政治也看作艺术，而且是最高的艺术。柏拉图式的政治家是为了美而创造城邦的。他不是仅仅希望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污点的世界：不是一张用碎布拼成的被面，不是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而是全新的大衣，是真正美好的新世界。这种想法是善良的，但却不能实践。这种审美的热情，只有受到理性的约束，受到责任感和援助他人的人道主义紧迫感的约束，才是有价值的，否则，这是一种危险的热情，容易发展为某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
   用以说明这一理论的典范便是希特勒。历史学家们面对希特勒时，总是感到迷惑不解：他究竟是恶魔、是撒旦，还是疯子、阴阳人?这些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不负责任的。希特勒确乎是个“卡里斯玛”，虽然相貌不威武英俊，但颇有领袖的魅力。《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美国记者威廉•席勒曾在德国呆了十年，亲眼目睹希特勒青云直上。他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不得不承认希特勒讲演时的魅力，眼睛像宝石一样纯洁，夺人魂魄。因为希特勒沉醉在唯美主义的狂想中。
   希特勒有很高的审美能力，美学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部分。希特勒欣赏安格尔画的美女，欣赏瓦格纳的音乐，欣赏凯旋门一类的建筑。他对名画、音乐和建筑的欣赏，是跟奥斯维辛的暴行同时进行的。两者其实是相通的。柏拉图在《政治篇》中就曾写道：“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按法律程序或不按法律程序，来处死或放逐一些公民，以清洗这个国家，使它比以前为好。这是按科学和正义行事”。一个画家只能清洗画布，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画家则会连根拔起现存的各种建构和传统。他必须净化、清洗、驱逐和杀人。这些行为都是创作。
   据说，希特勒当年让设计师为党卫军冲锋队设计军服时，下过特别命令：德国士兵穿戴的必须是世界各国军服中最漂亮、威风的那种。结果正如元首所望：像戈培尔制造的美妙口号一样，美丽的军服，让不知多少德国男孩雄赳赳气昂昂地抛尸疆场。美与极权主义结合之后，就不单单是美了。
   审美冲动是动人的，波普尔自己也说，他非常同情审美的冲动。但他提出如下的条件：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必须有权利塑造他自己的生活，只要不过分干涉别人。一个人尽可在唯美中生活，但不能强迫别人也接受这种方式。换言之，人们的生活不能成为满足艺术家自我表现的愿望和手段。否则，唯美便走向了极权。
   经历了“文革”及“前文革”数十年痛苦的中国人，却仍然不能作这样的反思。这究竟是思维的局限还是言说的禁忌?喜欢领袖诗词的人依然不少。领袖天安门城楼的挥手和横渡长江的壮举，曾令举国上下心醉神迷。领袖是诗人、是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领袖说的话与柏拉图有惊人的相似：“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现实并不是一张白纸，那就把一切都抹去吧!这是极端的浪漫主义，它可以在过去或者在未来中寻找它的天堂城邦；它可以教导我们“回到自然”或“走向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感情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
   纠缠于“出发点是好的”，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为什么由天堂堕落成地狱?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不理解这一点，反思文革无从谈起。当只有一只夜莺在歌唱，别的夜莺都被割掉舌尖的时候，这只夜莺的歌喉再美妙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当只有一个诗人在写诗，别的诗人都被捆住双手的时候，这个诗人的诗再出色也只能是撒旦的诗篇。
   再把问题追问一步，也就是：美何以为美?如何保证唯美主义与极权主义绝缘?波普尔的药方是：政治必须坚持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美的梦想必须从属于援助在苦难中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这个必要性；从属于为这些目的而设立各种建构的必然性。波普尔不认为美是唯一的，恰恰相反，美之为美，还有正义在支撑着它。
   墨索里尼不会理会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所以他由人变成了狼。尽管他的女儿在传记中把他描绘成一个在壁炉旁边温柔地弹奏钢琴的音乐家、一位在草坪上和孩子们亲昵地嬉戏的父亲。我丝毫不怀疑这些迷人的叙述，但对那些在监狱中呻吟，在刑场和战场上丧生的人们来说，这些叙述的“能指”与“所指”脱钩了。对于领袖而言，个人品德、艺术趣味、感情趋向无足轻重。我们分辨民主领袖与暴君的依据只有一个：他是否破坏美的界限。
   对“文革”的研究刚刚起步。但这种研究在我看来是先天不足的：亲身经历的一代人，往往被苦难所淹没，痛苦的记忆阻止了理性思考的深入。记得谢冕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很不愿谈“文革”，谈起来只觉得恶心。那代人善于修补他们破碎的经验世界。在“封闭法西斯专政”的奇特命名之下，他们并不怎么心安理得地逃逸了。而没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一代，由于与文革距离远了，时时不由自主地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这段“颇为有趣”的历史。不少青年学者津津有味地评说《样板戏》艺术精美，领袖的思想具有“后现代”色彩。这些奇谈怪论令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假如两代人都不能成其为阻止由唯美走向极权的中坚力量，那么悲剧的重演便指日可待了。
   波普尔眼里，没有完美无缺的黄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开放社会。“开放”是一个被我们用滥的词，实际上，真正的开放尚未开放。